《中國回教小史》
大食商人的東來
回教傳人中國，大概是信奉回教的大食商人帶來的。
唐宋時，大食商人到中國來的很多。他們在得到政府允許的時候，可以在某幾個指定的都市間往返貿易。但通常，他們都聚居在幾個濱海的口岸上。唐時，是廣州、揚州。宋時，是廣州，泉州，杭州。《舊唐書•鄧景山傳》記上元元年（西元760年）田神功之亂，楊州的波斯大食商人遇害的，有數千人之多。大食人在唐末所作遊記，說黃巢之亂，廣州的回教人、基督教人、猶太教人被殺的，共有十二萬人之多。這都可見，唐時廣、揚二州居留的大食人是很多的。宋時的海外貿易，是承繼唐時已有的規模而發展的。大食商人這時在南洋貿易上的領導地位，更比唐時顯著。這裏，官私文書之記載海外各國的，差不多都把大食列在第一位。這時著名的外國商人，也差不多都是大食商人。《嶺外代答》說："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這已說明大食商人地位的重要。《萍洲可談》說："廣州蕃坊，蕃人衣裝與華異，飲食與華同。或雲：其先嘗事翟曇氏，受戒勿食豬肉。至今蕃人，但不食豬肉而已。"不食豬肉，自是信回教的大食人。《可談》以不食豬肉為蕃人的特有習慣，更可見宋時聚居廣州的大食人之多了。
大食商人在中國者，大致都很闊綽，為唐宋人所豔稱。唐人小說記載波斯大食商人豪富的故事甚多。他們所說的波斯人，有時實在也是大食人。他們所說的波斯邸，有時實在也是大食人開辦的商店。例如裴鍘的《崔偉傳》說，崔偉到波斯邸，打算用所得的明珠換錢。有一老胡人用十萬緡來換這個珠子。"崔潔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此大食國寶陽隧珠也。昔漢初趙倫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禹。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禹面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這是在唐人小說中，"波斯"可解為"大食"的一個例子，也是唐時大食商人闊綽之一個例子。小說中所說的某一件事情固不可完全相信，但小說中所表示的某一類事情總是有它的社會背景的。宋時雖沒有這一類的小說，但有不少實事的記載。例如北宋的辛押陀羅，居廣州數十年，家資達數百萬緡。南宋時的蒲亞裏，一個人在同一時期進奉大象牙二百零九株、大犀三十五株，每株象牙都在五、七十斤以上。羅辛，一個人在同一時期販來的香料，僅乳香一項達三十萬絹。番禹蒲氏在居留地的住宅，層樓傑觀，晃蕩綿亙，不能悉舉。宋末的佛蓮，富厚的程度，可以己力發海舶八十艘。這都可見宋時大食商人闊綽的一斑。
大食商人在中國似無傳教的事，但他們之來華對於教義的傳佈，似也不無關係。第一，因為他們是異邦人，並且舉止闊綽，他們的行動很易受一般人注意，他們的宗教生活也就可能成為人們所注意的一種目標。第二，他們在中國的商業活動，事實上恐怕不能不雇用中國人來幫忙。這些中國人同他們相處日久，也許有信仰回教的人。不過，這兩種可能的事究竟可能到甚麼程度，我們是沒有法子來估定的。
大食的商人，有時常代表大食或大食的某一地方到中國來作朝貢使。新舊《唐書•大食傳》和《宋史•大食傳》所記的朝貢使，從各方面來看，似乎都是大食商人充任的，他們朝貢的任務大概也不出於商務聯絡的意義。大食朝貢使之最早的記錄是永徽二年，就是普通所認為回教傳人中國的一年。其實，大食朝貢使到中國來，是一件事；回教傳人中國，是又一件事。我們說，回教傳入中國，與大食商人或大食朝貢使有相當關係，是可以的。但要一定說回教
傳入中國，與某次朝貢使有關，是不可以的。並且，大食朝貢使雖於永徽二年始來，但在這一年，誰也不敢說，沒有回教人到中國來過啊。
唐天寶十年（西元75年），中國大食間因石國（現在的塔什干）問題發生戰事。中國軍隊大敗，死傷數目在二三萬人至十萬人之間。大食對唐在西域的勢力作了一個很大的打擊。但兩國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惡化。天寶年間，安祿山之亂，大食還應中國的請求，派兵來中國定亂。由海道到中國來的大食商人，更完全和這次戰事沒有關係，照舊地源源而來。另外，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是由這次戰事產生的。這次戰事使大食在俘獲的中國人中，發現許多造紙工人。於是大食得大規模地設立造紙廠，並在若干年後將中國造紙術輾轉介紹到歐洲去，給歐洲中世紀文明以很大的刺激。有人說，歐洲近代文明的產生，和中國造紙術的西行，有很大的關係。這話並不誇大。這是當初兩國軍事當局所夢想不到的結果，也是當時東來的大食商人想像不到的奇跡。
本章參考資料舉要
關於大食商人居留的情形，可看陳裕菁譯的桑原騭藏《蒲壽庚考》第二章，劉複劉小蕙合譯的《蘇來曼東遊記》（以上二書均中華書局出版）。
關於大食商人的唐人小說，可看《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冊中所集《太平廣記》各篇。
關於大食商人之香料貿易，可看白壽彝的《宋代伊斯蘭教徒之香料貿易》（《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
關於大合朝貢使的記載，可看新舊《唐書•大食傳》、《宋史•大食傳》、《冊府元龜》九七零，九七一，九七二，九七五等卷，《宋會要稿》"蕃夷"門。
關於天寶十年，唐與大食間的戰事，可看白壽彝的《從但邏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十一期）。
關於中國造紙術之西行，可看姚從吾《中國造紙術之西行》（《輔仁學志》第一卷第一期），劉麟生譯的卡德《中國印刷術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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