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戴頭巾”似乎成了穆斯林女性的標籤，這與媒體報導和研究穆斯林女性問題有著密切關係。很少有像穆斯林女性的頭巾那樣引起全球學術界的廣泛注意，關於頭巾的書籍、文章、新聞報導和電視節目可謂汗牛充棟，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東方和西方的媒體、學者都參與其中。

從伊斯蘭教興起開始，頭巾就一直伴隨著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歷代穆斯林學者根據頭巾制定了一系列的女性法律法規，由頭巾延伸出的各種規定規範著穆斯林女性的生活方式，甚至規範著整個穆斯林社會。當全球進入現代化時期，在西方現代化理念的影響下，舊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受到了挑戰。很多伊斯蘭國家都選擇了頭巾禁令。事實上，這種通過摘掉頭巾來解放女性的方式並沒有在伊斯蘭世界結出與西方社會同樣的果實。頭巾並沒有像西方社會那樣在大眾視線中消失，西方化、民族化、世俗化等理念並沒有給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帶來真正的利益。傳統文化的失落、家庭與民族危機以及道德渙散等問題一一浮現，這時，伊斯蘭復興主義者認為，西方化不能給國家帶來希望，只有回到真正的伊斯蘭才是希望。頭巾再次成了關注物件，它被認為具有維護道德和信仰、整合穆斯林群體的功能。對穆斯林女性來說，它緩解了現代女性與傳統社會之間的矛盾，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她們隨和的抗議。頭巾不僅僅是穆斯林女性服飾的一部分，而且具有了各種各樣的象徵功能。小小的頭巾背後承載著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以及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理念，因而也呈現出這些差異帶來的諸多矛盾。

穆斯林女性戴頭巾的由來

從伊斯蘭教興起時的社會背景來看，戴頭巾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不管是出於環境的需要還是出於宗教禁忌的規定。同時，作為伊斯蘭教立法兩大基本原則的《古蘭經》和“聖訓”裡，也具體規定了穆斯林女性要戴頭巾。後來的教法學家在注解經訓的基礎上，又對戴頭巾做了進一步的規定，這些規定帶有深刻的歷史烙印，也是現代社會批判穆斯林女性戴頭巾的理由之一。因此，至少可以從社會背景、經訓基礎和教法解釋3個方面來探析穆斯林女性戴頭巾的由來。

社會背景

（1）其他宗教戴頭巾的傳統

在人類歷史上，把神聖與世俗隔開一直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頭巾最早也起著這樣的作用。一方面，頭巾使人與神聖世界相分離，保持神聖世界的純潔性和神聖性；另一方面，在頭巾的遮掩下，人得以與神聖世界相互溝通。頭巾習俗至少可以追溯到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古地中海等時期。西元前6世紀，希臘瓶飾畫上的女性、閨房裡的新娘、壁爐旁的女神像和斯巴達王墨涅拉俄斯的美女王后海倫都穿著古希臘大長袍，頭上罩著外罩。在巴比倫的猶太法典裡，結婚的女性出門不戴頭巾是有罪的。亞述、埃及、希臘、猶太、波斯、羅馬和印度，這些文明都共同享有這一文化，規定女人必須戴頭巾。此後的各個宗教文明也有著類似的規定，而且在一些宗教中，男性也戴類似的頭飾。女性天主教徒在節日時戴頭巾，並且用面紗把臉全部遮住，只露出眼睛，象徵著基督受難時的寂靜。除了修女之外，在今天，戴頭巾僅僅成了一個象徵。保羅致哥林多前書中寫到基督教的傳統：“男人不需要遮住頭部，因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因此，女性基督徒戴頭巾這一歷史一直延續到12世紀，時至今日，仍然可以在個別教堂裡看到。猶太教男性要戴圓帽，猶太教女性除了進會堂，平時也要戴頭巾，這提醒著她們是與上帝同在的。索羅亞斯德教徒的頭巾常被稱為帕丹、派提達納或帕農，用來消除污穢。神父（男性）常戴雙層的白色方巾遮住鼻子和嘴，防止口水弄髒聖火或其他聖器。前伊斯蘭時期的伊朗信仰的是索羅亞斯德教，薩珊王室的男女在公共場合都戴頭巾和面紗。耆那教和印度教的禁欲派重視生命，僧侶和修女有時也會穿上穆斯林服飾——“瑪哈帕提”，遮住鼻子和嘴，以免他們呼出的熱氣殺死飛行的昆蟲，同時也防止口水掉到聖書或聖像上。

此外，頭飾在古代是男女衣服的一部分，表示民族身份和社會地位。古代帝王的王冠、鳳冠是皇權的象徵物，不同品級、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通常必須穿戴或禁止穿戴一定的服飾。不同的民族也有自己特定的頭飾。頭巾屬於頭飾之一，在古代也起著這樣的作用。它代表著人們所在的家族屬於上層社會的高貴身份。家族的榮譽和社會地位都可以通過頭巾分辨出來。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許戴頭巾的。由此可見，頭巾在古代社會起著維護神聖性和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具有積極功能，而且在最早期並不僅僅限於女性。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頭巾越來越多地被女性使用，但也有特例，圖雷格民族的男人需要戴面紗而女人不需要。

（2）前伊斯蘭時期的社會現狀

首先，阿拉伯地區地處沙漠地帶，天氣炎熱並且風沙較大，外出行走用頭巾把頭和臉裹起來是環境所需。即使在今天，在沙漠裡行走時仍然需要頭巾，所以頭巾在前伊斯蘭時期的阿拉伯地區早已存在，而且男女都戴，主要目的是遮擋風沙和烈日。也是因為環境所需，阿拉伯人男女都喜歡穿寬鬆的袍子，它可以緩解炎熱。其次，當時的阿拉伯世界處於遊牧部落社會時期，沒有男女隔離的社會規範，也沒有對女性服飾進行具體規定。所以，在炎熱的天氣下，女性著裝多比較暴露。男女混雜的社會現象也導致男女關係比較混亂。而且當時的社會現實是女人不具有與男子平等的社會地位，溺死女嬰事件頻繁發生，甚至女奴不被稱為人。再加上沒有具體的道德規範，男人隨意侵犯女人是司空見慣之事。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之下興起的伊斯蘭教，其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套社會道德規範，從家庭到社會對男女的行為都做了具體的規定。例如，在男女相處時要降低視線，即不要盯著異性看。在服裝上也有一些具體的規定，例如男性不能穿絲綢。伊斯蘭教還從敬畏真主的角度規定了男女如何著裝，要求女性戴頭巾，穿寬鬆不透明的衣服，最好外出時穿罩袍。可以發現，伊斯蘭教對女性服裝的規定一方面與整個人類文明保持了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對頭巾進行了重新的詮釋，剔除了其他文化裡所蘊含的一些消極意義，例如男尊女卑、女性的神秘性或女性頭髮的邪惡性等。同時賦予其兩點最重要的意義，一是樸素大方、端莊得體，二是虔誠的信仰。穆斯林女性的頭巾不是根據與男性有關的女性的精神地位來假設的，而是以女性自己為主體來規定的。

經訓基礎

穆斯林女性戴頭巾的規定源於伊斯蘭教的“羞體”觀，認為人類需要穿衣服不僅用來遮羞，還用來敬畏真主。伊斯蘭教認為敬畏的衣服是最優美的，禮拜的時候必須要穿衣服，同時成年女性禮拜時必須要戴頭巾，這樣才能得到真主的喜悅。因此，穿得體的衣服成為了穆斯林的一項宗教義務。

在社會道德規範上，《古蘭經》要求男性遮蓋下身，而女性不僅要遮蓋下身，還需要在親戚之外的男性面前“用‘乎木爾’遮住胸膛”，最好遮蓋到不露出首飾。“乎木爾”是“黑麻爾”一詞的複數，意思是“披肩”、“圍巾”、“頭巾”，泛指用來遮住頭髮、耳朵、脖子的東西，有時候還包括肩膀和胸部。據“聖訓”記載，當先知穆罕默德傳達了這節啟示經文後，在場的穆斯林女性都立即撕下衣襟（裙裾），罩在了頭上。當穆斯林女性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中都戴上頭巾後，又發生了一件事。有一次，艾布伯克爾的女兒艾斯瑪依穿著細薄而顯露膚色的衣服去見先知穆罕默德，他看到這樣的著裝後就背過臉去，並說女人到了行經之年，除了臉和手，全身不宜外露。由以上的經訓內容可知，伊斯蘭教要求穆斯林女性戴頭巾並且穿寬鬆不透明的衣服。

教法解釋

隨著歷史的發展，伊斯蘭世界在中世紀遇到了越來越多的新問題和新事物，穆斯林無法在《古蘭經》和“聖訓”裡直接找到解決辦法，因此亟須對經訓內容加以注解來應對新的社會環境。從伊本·阿巴斯（618-687年）開始，經注學家們就拉開了《古蘭經》漫長而無止境的經注史。但普遍應用于所有穆斯林婦女的注解開始于著名穆斯林歷史學家泰伯裡（838-923年）。他在自己的著作裡提出了3種模糊的觀點：在家裡，婦女應該和先知妻子一樣隔著幕簾和外男子交流；婦女的著裝可以露出臉和手；婦女出門要遮蓋全身（或只露出一雙眼睛）。這種矛盾而模糊的解釋導致了四大教法學派的分歧。馬立克和哈乃斐學派認為女性可以露出臉和手，沙菲儀和罕百里學派則認為女性的臉也要遮住。

受到歷史大環境的影響，後來的經注學家進一步把頭巾和性別隔離制度結合了起來。伊本·召茲認為，如果一個女性出門後會造成誘惑，她最好不要出門。他還認為對女性來說，最好的清真寺就是她的閨房。在類似的解釋下，婦女的活動範圍逐漸被限制在家庭領域，實際上剝奪了女性去清真寺和參與社會的權利，雖然當時各大文明社會的女性都沒有這些權利，但伊斯蘭教曾賦予了女性這樣的權利。在穆斯林女性權利逐漸被剝奪的過程中，伊斯蘭文明越來越與其他文明趨同。罩袍和深閨制就是這樣的歷史產物。儘管有這樣的規定，但在農村的穆斯林婦女那裡根本無法遵守。她們要參與勞動，待在家裡或出門全身遮蓋對她們來說都不現實。因此，這些規定多半在城鎮裡流行。

隨著穆斯林女性解放運動的開展，尤其是從上世紀20到80年代，大多數伊斯蘭國家強制性要求女性摘掉頭巾，以達到解放女性的目的。所以在這段時間裡，西方服飾充斥著伊斯蘭世界，傳統的伊斯蘭服飾在大城市消失了。伴隨著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年輕一代的穆斯林女性重新戴上了頭巾。對頭巾的注解再次拉開了序幕。世俗主義學者大都從學術角度來重新注解經訓，由此得出頭巾是父權社會的產物，違背了伊斯蘭精神，應該被去除。經院學派仍在舊話重提，艾布沙卡認為女性出門應該遮住全身，包括臉和手；篩海沙拉威認為長的非常漂亮的女性出門應該遮臉，但並沒有說明漂亮的界限；穆罕默德·安薩里和優素福·格爾達威認為女性出門不必遮臉。伊斯蘭主義者站在西方文化學術圈的立場上討論女性參與社會的必要性，認為面紗不利於婦女融入社會，所以反對戴面紗參與社會活動，但支持戴頭巾。

頭巾的功能

虔誠信仰

在現代社會，即使平時不戴頭巾，穆斯林女性在禮拜時仍然要戴，所以頭巾是無法完全從穆斯林的生活中消失的。

首先，頭巾與社會道德有關。在伊斯蘭社會裡，一個戴頭巾的女性被認為是虔誠的、與人為善的、端莊的、明事的、守約的、耿直的，是純潔的、賢淑的、聰慧的、持家的，是好母親、好妻子、好女兒和好榜樣。可以看出，穆斯林賦予頭巾很高的道德訴求，它幾乎成了“善”的代名詞。一個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是善的化身，她只會做與人為善的事，杜絕與人為惡的事。作惡在她們看來不僅不利於他人和社會，而且也不利於她們的宗教功修，會減少她們在真主那兒的品級。在一個女性戴頭巾的社會，社會道德是純良的，社會秩序是良性運轉的。正是有這樣的觀念，伊斯蘭世界直接把社會的道德渙散歸因於不戴頭巾，要制止年輕人的不良習慣，先從母親的頭巾做起。

其次，頭巾與完美信仰有關。在虔誠的穆斯林女性看來，蓋頭與真主的關係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已變得牢不可破，她們把頭巾上升到對真主的敬畏層面，以及對先知妻子聖品的嚮往。這種敬畏感表現在穆斯林生活的各個方面，直接表達了她們對天堂生活的追求和對火獄生活的畏懼。女性做禮拜要戴頭巾，不能穿顯體形的衣服，不能露一絲頭髮，否則她們會擔憂做的禮拜不完美，可能會得不到真主的接受，進而影響到她們在後世的歸宿；見親戚之外的男性時要戴頭巾，哪怕是在盲人面前，因為頭巾可以阻止男女雙方產生非分之想並可以維護雙方心靈的純潔，進而增加雙方的功修，以便接近天堂之門。這種通過頭巾來表達對純粹信仰的追求從先知時期起一直亙古不變。

社會規範

在伊斯蘭歷史上，頭巾與性別規範有著密切關係。性別規範起源於區分男女兩性並在道德上約束異性相吸的人類天性，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社會道德規範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

首先，男女有別。所有的社會都會通過各種形式讓男女兩性表現出不同的外在特徵。例如，男性不能留長髮，女性要戴頭飾等。所以，在伊斯蘭教裡，戴頭巾表明了她是一位女性。此外，頭巾還與通過儀式有關。一是與成年禮有關，伊斯蘭教認為女孩子到了行經期就需要戴頭巾，而教法規定女孩從9歲就需要戴了。女孩一旦進入行經年齡段，就代表她成年了，她將會與男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越來越不同，她具備了結婚生子的條件，戴頭巾可以防止因女孩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變化而可能帶來的混亂。因此，戴頭巾是女孩子一項成年禮。同時，在中國西北地方，戴頭巾還與結婚禮有關，女孩子一般會在結婚當天或第二天開始戴頭巾，意味著她是已婚女性。

另一方面，要求兩性不得隨意接觸，各自有不同的生活領域，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制度為性別隔離制，也可稱為建築物隔離制。在先知時期，男人見先知妻子時要隔著“帷幕”進行，後來這一行為在經注學家的解釋下演變為伊斯蘭社會的一種制度。中世紀穆斯林的家庭住宅模式遵循的是“珀達”深閨制，專門為女性提供的內宅不允許男性進入；家裡的女性也不允許隨意接待男客人。到了現代社會，雖然這種模式被打破了，但伊斯蘭社會處處都體現著這種制度，有專門為女性服務的銀行、公交、地鐵、醫院、商場及其他各種服務設施，保證了女性在充分參與社會的同時又與男性隔開。

身份認同

頭巾不僅僅是穆斯林女性服飾的一部分，而且具有各種各樣的象徵功能。無論過去與現在，頭巾都是穆斯林自己或他者用來解決社會矛盾和文化張力以及表達個人訴求的有力突破口。

就文化認同而言，頭巾在整個殖民時期代表了一種愚昧、落後和一個僵化的父權制社會，需要加以改造和變革；頭巾在後殖民時期又代表了一種先進的民族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穆斯林值得傳承和發揚；進入21世紀，頭巾又代表了諸多文化模式中的一種和另一種現代性，足以與西方文化模式相抗衡。

就政治認同而言，頭巾更是與人權、信仰自由、公民權、身體支配權、文化多元等基本訴求聯繫起來。中國的一些穆斯林女大學生通過戴頭巾來表達這樣一種心聲：她愛國、愛教、愛族，她喜歡學習、熱愛生活、勇於擔當。此外，從西方打開殖民大門之時起，頭巾一直是批判的焦點，通過批判頭巾來凸顯文明的衝突和社會的不穩定。

各地的頭巾

伊斯蘭世界的頭巾

綜觀整個伊斯蘭教歷史，穆斯林女性在著裝上一方面嚴格遵守經訓原則，戴頭巾，著裝得體，另一方面又呈現出紛繁多樣性。伊斯蘭教遍及五大洲，在與各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各種地方性的伊斯蘭文化，每個亞文化群體對頭巾的理解和詮釋都不一樣。因此，頭巾在樣式、質地、花色和戴法上都呈現出了差異性，這也正是穆斯林頭巾的魅力所在。

（1）土耳其方巾

土耳其的前身是奧斯曼帝國，穆斯林女性外出時都要戴頭巾、穿罩袍。上世紀初，在國父凱末爾的帶領下，土耳其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並追隨法國走世俗主義道路，實行了徹底的政教分離政策，禁止土耳其女性在公共場所、中小學和大學戴頭巾，因此許多女性不得不在校門口摘掉頭巾讀書、工作。隨著伊斯蘭主義的上臺，新的土耳其議會在2008年2月以高票支持率通過了修憲案，允許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戴頭巾，以此來真正實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雖然老精英階層反對這一立法，認為這威脅到了土耳其的世俗特徵，但我們從中能看到土耳其試圖走一條積極世俗主義和多元主義道路，以此來拉近與歐洲國家的距離並推動加入歐盟的進程。

隨著新憲法的出臺，越來越多的土耳其女性開始戴上頭巾進入學校和職場。她們女性喜歡戴一塊小小的方巾，材質主要是土耳其紗，質地柔軟、懸垂挺括、滑爽舒適。此外，還有很多其他材質的方巾，諸如純棉、模擬絲、真絲、喬其紗、巴厘紗、佳麗紗、雪紡等等。頭巾以各種土耳其民族風情的印花為主，也有幾何圖案和花卉圖案。最小的方巾寬和長為50釐米，勉強能把脖子護住，與這種方巾配套的衣服一般是高領的。為了顯得更加漂亮，她們還會戴80釐米見方的大方巾，除了把脖子護住外，多餘的部分還可以在脖頸處挽各種結，蝴蝶結和玫瑰花結是最常見的。各種漂亮的方巾再配上時尚的服裝，真正實現了方巾之美和人之美的完美結合。老年女性一般戴比較寬大的方巾，也很少挽各種結，主要追求的是樸素大方。

（2）埃及頭巾

埃及是世俗化國家，實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頭巾禁令，在許多崗位特別是新聞媒體業，禁止女性戴頭巾。隨著穆巴拉克的下臺，新政府開始允許女性在公共場合戴頭巾，以此來體現國家的民主和自由。因此，近些年戴頭巾的女孩越來越多。埃及頭巾可謂是五顏六色、材質多樣、樣式迥異，棉麻、絲質頭巾最受青睞。這樣的頭巾與頭髮更加貼合，不容易走形，也比較透氣。埃及女孩一般戴長巾，最普通的戴法是在脖頸處用別針固定住，較短部分垂在胸前，較長部分在頭上繞一圈或兩圈，再用別針進行最後的固定，這樣的戴法既簡潔又優美。埃及女孩注重頭巾和衣服的搭配，如果頭巾是玫紅的，那麼至少有一件衣服屬於這個色系。為了使頭巾顯得更加有層次感，埃及女孩還會選擇兩條到三條顏色不同的薄頭巾疊加相戴，呈現出階梯狀，一般打底是一塊純白色的小方巾。這樣的戴法使臉部輪廓更加清晰，人也顯得更加嫵媚動人。

（3）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頭巾

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是多元文化並存的伊斯蘭國家，馬來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齊聚一堂，使這兩個國家呈現出開放和包容的特色。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這裡的女性戴頭巾完全是一種自願行為，但大部分穆斯林女性喜歡戴各式各樣的頭巾。最普通的頭巾是大方巾，在脖頸下用別針扣住就可以了。近些年也出現了流行戴法，一種是在長巾上刺上各種圖案的繡花或用亮片、珠子、碎鑽等縫成各種圖案，戴在頭上後，這些圖案會在頭頂部分和髮髻部分凸顯出來，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更加嫵媚動人。另一種是先戴一個輕薄舒適的棉質打底帽，把頭髮、脖子和耳朵都遮起來，然後在上面戴上帽子、方巾或長巾，隨自己的喜歡挽各種樣式的結，這樣的戴法顯得時尚又美麗。年長的女性一般會選擇戴套頭式頭巾，在頭頂部分縫有亮片、珠子和碎鑽等，戴上後顯得既穩重大方，又優雅得體。

（4）罩袍

還有很多伊斯蘭國家依然延續著歷史上的傳統著裝方式，女性外出時在衣服外面都要穿上罩袍。沙特在瓦哈比教義和政府政策的要求下，女性穿黑色的僅露眼睛和手的“阿巴雅”。伊朗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也通過禁止女性戴頭巾、穿罩袍來改革社會，但在霍梅尼革命之後，伊朗憲法規定女性外出時必須要穿可以露臉的黑色“卡道爾”，認為這有助於道德淨化。近些年，伊朗女性的頭巾禁令也趨於寬鬆，很多女性可以戴頭巾外出，甚至可以露出小部分額發。走在伊朗的大街上，會隨時看到把露出的額發染成各種時尚顏色的女性。阿富汗在塔利班執政、嚴格要求女性外出時，穿把眼睛也用紗網遮住的“波卡”。但隨著塔利班的倒臺和新政府的上臺，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鼓勵女性脫掉“波卡”進入社會，改穿其他符合宗教規定的服裝。阿曼女性喜歡穿精美明亮、靛藍色的“巴圖拉斯”，除了顏色有差異外，其他與沙特罩袍一樣。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都是罩袍，但因文化和地域的不同，罩袍也有顏色、款式上的區別。近些年，罩袍的顏色和樣式也開始與時尚接軌，雖然主流顏色仍然是黑色，但也有深藍、咖啡、淺紫等暗色系列。罩袍的質地有普通的黑布、棉麻、人造絲和純絲質，價格也因布料的不同而迥異。除了單層面料的罩袍外，還有雙層布料的，外層以黑色薄紗為主，裡層是五顏六色、質地各異的布料，使罩袍不再顯得沉悶。此外，參加盛宴時，她們還會穿金色、銀色和大紅色罩袍。這些罩袍在裁剪上也略有差異，一種是兩件套，頭巾和衣服分開，另一種是一件式套頭。傳統罩袍一般比較寬大，近些年也出現了一些修身的罩袍，穿上後顯得婀娜多姿，魅力盡顯。為了讓罩袍顯得更加漂亮時尚，罩袍上還會加上各種花型的刺繡或縫上亮片、珠子、水晶和碎鑽等。

這些國家的女性之所以能接受罩袍，與她們國家的社會隔離制度有著很大的關係。在這些國家裡，男女有各自的活動領域，有專門為女性設置的銀行、商場、娛樂場所等。大多數聚會都是男女分開的。她們出門時，在罩袍下穿上時尚漂亮的衣服，到聚會場所後脫掉罩袍，美麗的身材、彩妝髮型、精美的衣服、奢華的珠寶首飾盡顯眼前。

西方的頭巾

在殖民主義時期，東方主義學者深深折服于穆斯林女性罩袍下的神秘魅力。他們盡各種可能追尋罩袍下的真相，甚至有些旅行者扒在柵欄邊，希望通過窗戶偶爾窺探到穆斯林女性的真容。這種密不透風、無處窺探的現狀，賦予了東方主義者更多的想像，在他們的筆下呈現出的是神秘嫵媚的穆斯林女性形象。伴隨著殖民而來的是移民浪潮，一批又一批的穆斯林以勞動力或技術人才身份移民到西方各國，同時也把伊斯蘭文化帶入西方社會，頭巾也隨之進入西方人的視線。當然，頭巾一開始與落後、壓迫、歧視等名詞相聯繫，很多穆斯林女性在進入西方社會後要麼摘掉了頭巾，要麼不參加工作。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而來的頭巾復蘇現象在西方也蔓延開來，戴頭巾者主要是年輕一代的穆斯林移民後裔。她們身穿流行的西方服飾，打扮時髦，身材苗條，唯一與其她女孩不同的是戴著頭巾。信仰不再與樸素、單調相連，而是體現一種個性美和外在美，也體現了穆斯林女性的從容和自信。因西方穆斯林女性是移民後裔，因此她們所選擇的頭巾樣式一方面與母國保持一致，一方面又與時尚潮流趨同，總之呈現出紛繁多樣的特性。

“ 9.11”之後，穆斯林在西方遭到了極大的打擊，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更是不敢出門。也正是在這種困境下，西方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試圖發現和瞭解伊斯蘭教，越來越多的非穆斯林對伊斯蘭教有了更多的認識，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也更加堅定了信仰，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女性開始戴上頭巾來彰顯一種正面的穆斯林形象。

中國的頭巾

中國穆斯林女性新式頭巾

中國甘肅1980年代穆斯林女性的頭巾

在中國，人們習慣用“蓋頭”指稱各種遮頭物，“蓋頭”在中國有著與伊斯蘭教無關的悠久歷史。蓋頭在周代已出現，最早是遮面，人稱面衣。約至魏晉南北朝時，變為遮蓋整個頭部，這種形式一直影響到後世。“蓋頭”這一名稱到唐代才開始出現。五代之後蓋頭普及，至宋代尤其流行。宋代的蓋頭分為兩種：一種是以一塊帛巾在覆蓋頭部的部分縫製成風兜，戴時套在頭頂，露出臉面，帽裙在臂部分開，形成兩個披肩，下端為尖角形，下搭在胸前，這種形式大概就是中國穆斯林女性所戴蓋頭的原型。另一種僅為一塊覆在頭面上的帛巾，這種蓋頭常見於婚禮場合，新娘蓋頭多以紅色的紗或絲綢製成。此種風俗一直沿襲到中華民國時期，在近現代的中國農村還可見到。中國穆斯林也沿用這一習俗至今，穆斯林女性結婚時會在蓋頭上再罩一層紅布。

如果追溯穆斯林女性最早所戴的“蓋頭”樣式，可與“幕離”聯繫起來。幕離，面衣和帽子合為一體的遮頭物，源自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原，流行於隋唐時期，形制較大，除遮住臉面外，還可障蔽身體。這很可能就是中國唐代穆斯林女性所戴的蓋頭樣式。中國穆斯林女性的傳統蓋頭樣式是：以一塊帛巾在覆蓋頭部的部分縫製成遮頭物，戴時套在頭頂，露出臉面，帽裙後長前短，可遮至肩膀，脖簾有時僅遮蓋脖子，有時可遮至胸部。可見中國穆斯林女性的蓋頭樣式是在宋代蓋頭樣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穆斯林女性戴的蓋頭有棉、麻、絲、纖等各種質地。過去西北地方女性常戴3種顏色：未婚和已婚未育女性戴綠色蓋頭，顯得生動活潑；已生育的少婦和中年女性戴黑色蓋頭，顯得莊重大方；老年女性戴白色蓋頭，顯得持重有涵養。至今還能看到青海、甘肅部分地區的撒拉族和東鄉族的女性仍然戴著這種蓋頭。

“文革”對中國穆斯林女性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她們開始摘掉頭巾，參加工作。頭巾在大城市幾乎消失了，但在民族聚居區仍然保留著這一傳統，不過在樣式和戴的方式上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寧夏的大部分女性戴帽子，類似于護士帽，僅把頭髮遮住，脖子和耳朵都是露出來的。早期的帽子是純白色，但這種顏色不耐髒，需要穆斯林女性勤換勤洗，而且時間久了顏色會變暗。所以，到了上世紀末，一種藍色的帽子逐漸被當地穆斯林女性所採用。這種帽子顏色耐髒，也不容易變色，深受寧夏女性的喜愛。有些地方還戴粉色的帽子，例如寧夏涇源的女性，至今仍喜歡戴粉色帽子。近幾年，一種用紗製成的繡有各色圖案的花帽也開始流行，這種帽子戴上不僅顯得漂亮，而且可以根據不同顏色的衣服來搭配同色系的帽子。甘肅和青海地區部分女性仍戴傳統蓋頭，但大部分女性開始戴新式頭巾。在1989年左右，隨著甘肅、青海兩省派遣學生到馬來西亞學習和訪問，馬來西亞的大方巾也傳入了西北地方和雲南，女子阿語學校的學生率先戴上了這種頭巾，相比傳統的蓋頭，顯得更加活潑動人。近些年，中國西部地區和雲南的穆斯林女性一直緊跟馬來西亞的頭巾潮流，佈滿亮片、亮珠、碎鑽和繡花的長巾、套頭式頭巾等隨處可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穆斯林女性戴的頭巾類似於土耳其方巾。年輕女孩用一塊小方巾把頭髮和耳朵遮住，並在腦後系結。近些年也流行西班牙式戴法，先將頭髮盤成較大的髮髻，如果頭髮不多，還可以用頭花或髮卡增大髮髻，然後將頭巾在腦後系結，將頭巾的兩端在髮髻上纏繞，盤到頭巾尾部用別針固定住。這種戴法顯得身材修長，氣質優雅。

總之，頭巾不僅代表了傳統與過去，也代表著現在與未來。穆斯林女性通過頭巾完美地結合了現代和傳統，表達了新時代的信仰訴求。她們與真主的關係表現出的不再是灰色、單調和拘謹，而是鮮豔、多樣和奔放；她們與社會關係表現出的不再是冷漠和隔絕，而是熱情和參與。

【作者：黑志燕（中共固原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