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伊斯蘭教自唐 、宋時期傳入中國起就開始踏上了中國化的道路，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千三百多年傳播發展的歷史，就是在中國化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的歷史 。今天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文化精神的高度凝練和體現，其中蘊含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開放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正確把握這一文化精神，是中國伊斯蘭教界堅持中國化方向的核心要義 。中國各族穆斯林只有正確把握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 ，秉承“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 ，堅持與時俱進 ，以更加自覺和自信的勇氣和更加開放包容的胸襟 ，恪守中道，抵禦極端 ，融通百家 ，弘揚和平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手呈上與各族人民同呼吸 ，與社會主義祖國共命運 ，努力展現當代中國穆斯林的新氣象 、新風貌 ，才能在堅持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

 ［作者簡介］ 丁俊 男（回族），甘肅臨潭人 ，教授，博士生導師 ，西北民族大學中東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 ，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研究甘肅基地研究員 ，中共甘肅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民主法治領域改革 專項小組）專家顧問 ，中國宗教學會理事 ，主要從事伊斯蘭教及中東問題研究 。

導語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6年4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 ：“積極 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 [1] 。我國宗教的中國化包含有歷史 、現實 、政治 、文化 、宗教 、民族、地域等多重維度的豐富意涵 。從歷史的維度看，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是一個不斷發展變遷的歷史進程 ，各宗教在這一進程中都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擁有優良的傳統，需要認真總結和繼承；從現實的維度看，我國宗教的中國化仍然處在進行時中 ，各宗教在中國化道路上前進的腳步不能停止 ，也不會停止 ，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既要總結和汲取先人的歷史經驗 ，弘揚優良的歷史傳統 ，又要與時俱進 ，特別是要正確把握當代中國的文化精神 ，即把握以愛國主義 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政治的維度看 ，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就是要讓我國各宗教的信教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加擁護 ，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加認同 ，對自己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加熱愛 ；從文化的維度看，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就是要讓各宗教在中華文明的大花園裡和諧共生 ，和順發展 ，與中華文明不 斷相融相合；從多民族的維度看，就是要牢固樹立各民族共創中華的正確觀念 ，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多元 一體中的統  性與多樣性 ，各民族的歷史文化都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教中國化不是單一民族化或漢族化 。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重要思想內涵 ，義理深邃 ，意蘊豐富，需要做全方位 、多層面的深入研究 。本文試就歷史 、現實 、與宗教三個維度中伊斯蘭教的中國化問題做一粗淺探討 。

一 、歷史維度中的伊斯蘭教中國化

堅持中國化方向 ，是各種宗教在中國生存發展的必由之路 。伊斯蘭教自唐 、宋時期傳入中國就開始踏上了中國化的道路 。唐 、宋時期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移植時期 ，作為中國穆斯林的先民 ，大量來華的 “蕃客”傾慕中國文化 ，在中國久居不歸 ，繁衍生息 ，努力融入中國社會 ，開啟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先河 。一個突出例證是 ，唐宣宗大中二年（ 848 年）“蕃客”大食國人李彥異成功考取進士 ，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 。《 全唐文》收錄了唐人陳黯所撰的《 華心》一文 ，專門記述了記述李彥異考取進士的事 ：

大中初年，大樑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異，薦于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日：“帥受命于華君，仰祿于華民，其薦人也，則求于夷，華不足稱邪?夷人獨可用邪?吾終有惑于帥也。”曰：“帥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響，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行華而心夷也。生於異域而行合乎禮儀，是行夷而心華也。若盧涫少卿之判亡，其夷人乎?金日蟬之忠赤，其華人乎?繇是觀之，任其趣響耳。今彥異來從自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婢日月所燭，皆規乎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作《華心》。[2]

這裡所說的“華心”，就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化”，亦即成為中國人。“宗教”的中國化，實質是“人”的中國化，中國化的目的是讓中國的信教者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因此，我們講“伊斯蘭教”的中國化，主要是針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信眾— — 中國各族穆斯林而言的，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實質就是中國穆斯林的中國化，其目的是讓中國穆斯林對中國更認同、更熱愛，愛教更愛國，愛國與愛教融於一體，既要做好教民，更要做好公民。

有元一代，不僅“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而且開始大量“華化”，不斷融入中國主流社會，為元朝社會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明、清之際，更有王岱輿、馬注、劉智、馬德新等穆斯林先賢致力於“以儒詮經”，溝通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使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的相適應，進而有力地推進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歷史步伐，將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提升到哲學思想的高度，構建起頗具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思想體系，指出“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王岱輿將伊斯蘭教的“中正之道”與儒家的“中庸之道”融會貫通，提出了“真忠正道”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理念，堪稱伊斯蘭教在中國本土化進程中的重大理論創新。王岱輿在《正教真詮》中說：“夫忠於真主，更忠於君父，方為正道⋯ ⋯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順主也，順君也，順親也。凡違茲三者，則為不忠、不義、不孝矣"[3]。“真忠正道”涉及三個層面的和諧，一在宗教信仰層面的，要追求天人之際的和諧，即要忠主順主，敬主拜主；二在政治立場層面的，要追求君臣之間的和諧，即要忠君順君；三是倫理等層面的，要追求人際和諧，即要孝親順親。

繼王岱輿後，馬注、劉智、馬德新等著名穆斯林學者繼續沿著“真忠正道”的思路，進一步協調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同時，更從哲學的層面深入比較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融會貫通，推陳出新，引導穆斯林大眾從文化的深層進一步認同中國。馬注在《清真指南》中融入了大量儒家倫理思想，他說：“吾教道理是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4] 西域聖人之道同于中國聖人之道。其立教本於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綱常倫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5]“客”問“儒者之道何如?”馬注回答說：“宇宙間綱常倫彝，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道，理盡義極，無複遺漏，至中至正，不偏不倚。”

劉智更是以數十年之工潛心鑽研天方之經和孔孟之學，他在《天方性理》自序中說：“恍然有感于天方之經，大同孔孟之旨也”。在《天方典禮》自序中也說：“雖事屬尋常，而理寓高遠⋯⋯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異乎儒者之典。遵習天方之禮，即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之教，東西同，古今一”。劉智的著作，“並無勾深索隱之詞，驚世駭俗之論，無非正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道。於至平至常之中，至精至凝之理即寓焉，以是知心同理同，而聖人之教原不以方域異也。倘非稽考精確，烏能融貫若此”[7]。劉智在《天方典禮》和《天方性理》中充分吸納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和諧理念，做到了兩大文化視閾的融合。

馬德新對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都有高深造詣，他說：“天所通於人者，道也；人所合乎天者，德也。物之所以然，理也；事之所當然，禮也。道也，德也；理也，禮也。表裡一體也。道出於天，德有於人。理乃天事之自然，禮乃人事之當然。禮合于理而發於人，為天命所當行之事，所謂天之節文也。人能體之而達乎天是所謂德也。體之而至於不自知其與天合，則無我也。無我則純乎天理，是則所謂道也。”基於此，馬德新主張中國穆斯林應當“重天道亦重人道，尊天方聖人亦尊東方聖人”。[8]

至民國時期，更有無數中國穆斯林仁人志士振臂高呼，醒回救國，牢牢把握中國社會救亡圖存的主旋律，將民族和宗教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起來，從而使中國穆斯林的國家觀念與愛國情懷空前躍升。民國時期中國穆斯林知名人士丁竹園高呼：“保國即是保教，愛國即是愛身”“無論那一教，既是中國民，就當同心努力的維持我們國家大事，沒了國，還能保得住教嗎?”[9]

歷史證明，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千三百多年傳播發展的歷史，就是在中國化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的歷史。在堅持伊斯蘭教中國化道路上，中國穆斯林先輩們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精神遺產和歷史經驗，值得今人認真總結和借鑒。

二、現實維度中的伊斯蘭教中國化

宗教的中國化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因此，宗教中國化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宗教中，有的宗教已經完成了中國化，有的宗教則沒有完成。這種觀點是對宗教中國化的一種片面理解。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先生說：“宗教同所在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生存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我國宗教發展的歷史，是不斷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有的人說，道教是土生土長的宗教，佛教也早已融人中國社會，所以堅持中國化方向主要是針對其他外來宗教提出的要求。這是不正確的。不論是佛教還是道教，或者其他宗教，都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是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的，都必須順應中國社會發展和時代前進的要求而不斷發展更新。不論是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要不斷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充實時代內涵。堅持中國化方向，是一個不斷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永遠在路上，不可能一勞永逸。”[10]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強調要“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就是要支持我國宗教向前走，堅持中國化的方向，就是要宗教堅持前進的方向。中國化只能向前看，不能向後轉，只能前進，不能倒退。在今天，歷史上的中國化只能作為歷史經驗來吸收和借鑒，而不能重新回到過去，不能繼續以過去的話語方式詮釋今天宗教的中國化，更不能以封建時代的禮教附會今天的宗教。顯然，今天我們所講的我國宗教的中國化不是封建化，不能以“中國化”之名行“封建化”之實，將早已過時的、落後的體現封建禮教和專權的文化糟粕和陋習舊俗再復活起來。

就伊斯蘭教而言，明清時期王岱輿、馬注、劉智、馬德新等先賢致力於“以儒詮經”，就是致力於他們那個時代伊斯蘭教的中國化，他們懂得伊斯蘭教的真精神，也瞭解他們所處時代的中國文化與時代精神，他們為今人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和文化創新的經驗，值得今人認真總結和借鑒。然而，這些中國穆斯林先賢並沒有替今人做完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所有功課，當代中國伊斯蘭教的中國化功課，還需由當代中國穆斯林去完成。因為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每個時代中國化的思想內涵是不同的。王岱輿、劉智他們需要做的是，要引導伊斯蘭教與“孔孟之道”和明、清封建社會相適應，而今天的穆斯林，則需要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引導廣大穆斯林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因此，要以發展的、動態的眼光看待宗教中國化的問題，要完整、全面的理解中國化的豐富內涵，尤其要在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社會進步而奮鬥和前進的歷史進程中理解我國宗教實現中國化的深刻思想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在95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歷史貢獻。這個偉大歷史貢獻，就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於，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11] 這一闡述精闢地闡釋了當代中國的政治進步與社會變遷，對於理解中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也就是說，今天我們所說的“中國化”中的“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改革開放、發展進步的中國，是在現代化道路上闊步前進、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的方向，就是要堅持前進的方向，與時代同步，與中華民族同呼吸，與社會主義祖國共命運。

習近平主席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要引導信教群眾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維護祖國統一，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服從服務於國家最高利益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文化，努力把宗教教義同中華文化相融合；遵守國家法律法規，自覺接受國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用團結進步、和平寬容等觀念引導廣大信教群眾，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12]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當代中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核心意涵，因此，正確理解和把握當代中國的文化內涵與時代精神，是當代中國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核心意涵，是中國穆斯林在伊斯蘭教中國化道路上順利前行的重要基礎。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文化精神的高度凝練和體現，其中蘊含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開放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正確把握這一文化精神，是中國伊斯蘭教界堅持中國化方向的重要思想內涵。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理念，與伊斯蘭教所宣導的一系列理念高度契合，中國伊斯蘭教界和各族穆斯林應當成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力量。

三、伊斯蘭教教義、教法維度中的中國化

宣導與時俱進、因地制宜是伊斯蘭教的重要文化傳統。伊斯蘭教中國化不是要創造新的教派，更不是要製造宗教異端，中國化的伊斯蘭教依然應當是正宗的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主張在統一性中包容多樣性，堅持因地、應時制宜，伊斯蘭教在世界各地的成功傳播與發展與其鼓勵在不同地方的本土化密切相關。因此，中國穆斯林宣導伊斯蘭教走中國化的方向，不僅是中國穆斯林和中國伊斯蘭教長期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而且也符合伊斯蘭教的基本精神。

作為博大的思想和文明體系，伊斯蘭教包含信仰、法律、制度、功修、倫理、生活等諸多層面和維度，伊斯蘭教的中國化要在不同層面和不同維度不同程度地進行，而不能只在一個層面進行，也不能在各個層面以同樣的幅度進行。具體如何開展，需要經師、學者們認真研究，慎重而行，切忌外行隨性而為，任意增減，否則會製造教界的思想混亂，甚至引發教派矛盾，滋生異端，激起紛爭。

在信仰層面，伊斯蘭教的信仰核心是六大基本信條：即信真主、信天使、信經典、信使者、信前定、信後世。中國化的伊斯蘭教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少其基本信條。然而，中國穆斯林強調：“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在這裡，“愛國”被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就是說，作為中國穆斯林，愛國是其最根本的政治信仰，愛國不僅不與宗教信仰相抵觸，而且相融合，密不可分。對此，先賢王岱輿已從理論上予以闡釋，提出了“忠主”亦“忠君”的“真忠正道”的學說，強調“夫忠於真主，更忠於君夫，方為正道”，[13]成功調和了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在今天，中國穆斯林既恪守信仰，又堅持愛國，愛國與愛教早已融為一體了，就是說，愛國主義精神已經是中國穆斯林信仰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教法層面，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內容相對信仰和教義層面而言要多得多，而且也比較複雜。長期以來，中國穆斯林對伊斯蘭教法的實踐基本上限定在民法領域的禮俗層面，較為妥善和成功地處理了國法與教規的關係，即在服從國法的前提下，將教法作為一種民族的禮法而遵行，因此，伊斯蘭教法中關於刑法的內容基本上擱置不用。今天，中國穆斯林仍然需要很好地協調國法與教規的關係，樹立遵守教規就要遵守國法、合格的穆斯林首先應當是守法的公民的理念。從伊斯蘭教的角度講，教法、教規中的許多律例實際上需要因時因地制宜，靈活變通，況且從“法”作為追求公正的精神層面講，穆斯林應當確信教法與國法是不會有根本性衝突的。例如，在婚姻方面，伊斯蘭教主張限制多妻，宣導一夫一妻，教法允許有條件多妻，作為中國穆斯林，就理所當然地要遵守和服從中國一夫一妻制的國家法律，不能實行多妻制，只有這樣，才能成為守法的公民，同時也成為了好教民，因為遵守一夫一妻制不僅沒有違背伊斯蘭教的教法，而且更加符合伊斯蘭教的精神。當代國際伊斯蘭教法學界積極宣導構建“穆斯林少數族群法”，強調伊斯蘭教教法可以為那些生活在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少數群體提供特殊靈活性的餘地，中國伊斯蘭教界在堅持中國化方向的道路上，對此類問題也應加強研究。教法領域的中國化問題涉及面廣，內容浩繁，教界的阿訇、伊瑪目們應下功夫開展深入探討，特別是要對教法原則與細節問題予以區別，把握教義的恒數與時代的變數之間的平衡關係，引導廣大穆斯林既能保持自身端正的信仰，又能很好地適應和融入中國社會。

在宗教功修層面，伊斯蘭教的中國化也需要探討。雖然作為伊斯蘭教基本功修的“五功”不能減為“三功”“四功”，也不能增為“六功”“七功”，然而在一些具體的操作層面，同樣存在中國化的餘地，只是要分清教法中的原則於細則、恒數與變數。比如“天課”收繳、管理與施捨、“朝覲”的組織與管理等問題。有關方面曾一度將未經同意的私自朝覲稱為“非法朝覲”，後改稱為“零散朝覲”。“零散朝覲”雖在教法上雖說夠不上“非法”，但為了朝覲工作的有序開展以及穆斯林大眾的集體利益，每個穆斯林應該有義務遵守和服從國家統一組織朝覲的相關規定，那些千方百計(甚至通過行賄、偷渡、欺騙等手段)私自完成朝覲者與那些因為遵守規則而延遲朝覲者相比，恐怕後者更加接近或符合教法的宗旨。再如，星期五聚禮日的“胡圖白”(演講)，中國穆斯林習慣上分為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以漢語或民族語言講“瓦爾茲”，第二部分再用阿拉伯語誦讀經訓，勸導信眾，這種做法就是結合中國穆斯林實際而採取的靈活變通的做法，類似於此的問題，在教法上均屬於細節問題，是完全可以變通和靈活處理的。

在倫理與人際層面，伊斯蘭教在中國化方面有很多值得開拓的空間。伊斯蘭教有豐富的倫理思想，中國文化也非常強調倫理道德，相互間有很多互通與相容的地方。在當今時代道德滑坡危機頻發的時代，努力挖掘伊斯蘭教及中華文明豐富的倫理思想資源，對於建設和睦和諧、團結友愛社會秩序，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至於在生活與人際交往層面，中國穆斯林的中國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了，除了遵守基本的宗教禁忌外，中國穆斯林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方面基本上已經與其他普通中國人沒有太多差異了。

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做好黨的宗教工作，把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好，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14]。伊斯蘭教中國化應當由教內主動、自發進行，應當遵循宗教自身發展演變的客觀規律，循序漸進，不可由外部強迫進行，揠苗助長。作為外部因素的相關政策，應當發揮積極引導作用，而不能強力施壓，否則會事與願違，導致宗教畸形發展，甚至製造出新的問題。

我國伊斯蘭教界和各族穆斯林同胞，是堅持伊斯蘭教中國化方向的主體，伊斯蘭教界的經師與學者們，應當努力通經訓，明教義，知國情，懂國策，並加強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主流思想界的交流交往，學習和借鑒各國伊斯蘭教在本土化歷程中的成功經驗，不斷加強經學思想建設，提高解經水準，著力弘揚伊斯蘭教的中道思想，有效抵禦各種極端思想的侵蝕，致力於做伊斯蘭教中國化方向的宣導者和引領者，對伊斯蘭教中國化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做出既合乎教義教理、又符合時代精神的系統闡釋。2016年年初中國政府發佈的《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檔》中指出，中阿要“加強文明對話，推進不同宗教問的交流。搭建雙多邊宗教交流平臺，宣導宗教和諧和寬容，探索去極端化領域合作，共同遏制極端主義滋生蔓延”。顯然，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進一步加強中國與阿拉伯伊斯蘭國家間的文明對話與宗教交流，有效弘揚和平精神，抵禦和防範極端思想的傳播，是新形勢下中國伊斯蘭教界堅持中國化方向的題中應有之義和重要任務。

概言之，堅持中國化方向，既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發展千餘年的歷史經驗，也是中國伊斯蘭教今後繼續順利發展的客觀需要。沒有歷代穆斯林先賢在中國化的道路上的艱辛努力與正確把握，伊斯蘭教就不會成功融人中國社會並傳播發展至今日。伊斯蘭教在中國要繼續順利傳播和發展，中國伊斯蘭教界和各族穆斯林就必須正確把握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堅持與時俱進，把握好伊斯蘭教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原則性與靈活性、教義教理的恒數與時代發展的變數之間的平衡，以更加自覺和自信的勇氣、更加開放包容的胸襟，秉承傳統，恪守中道，融通百家，弘揚和平，努力展現當代中國穆斯林“愛國愛教”的新氣象、新風貌，在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道路上不斷創造出新的建樹，譜寫出中國伊斯蘭文化繁榮發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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