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關丹麥卡通事件，香港《明報》於2006年2月8日有如下題為「說笑話的時機」的評論文章：
德國的《世界報》在最近的一篇社論中問了一個很多人都覺得應該問的問題﹕「伊斯蘭承受得起諷刺嗎﹖」答案是可以，當代最愛說笑話的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杰克(Slavoj Zizek)就曾撰文回憶鐵托治下的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那真是個笑話不斷的時代，波斯尼亞人愛拿馬其頓人的民族性開玩笑，基督徒則發明了一堆嘲諷伊斯蘭的下流故事。情况就有點像今天的中國，連電視上都很常見取笑各省特性和方言的段子。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玩笑而已，沒有誰會真的動氣，更不會釀成大規模的暴力衝突。
那麼，為什麼丹麥《日耳蘭郵報》連載的穆罕默德漫畫會引發出一場國際風暴呢﹖有人指出這是因為伊斯蘭教嚴禁人物肖像和偶像崇拜，把他們的先知變成漫畫主角自然是犯了大禁。可是這種「反偶像主義」曾經發生在幾乎所有主流宗教之中，早期佛教就完全不見任何佛陀造像，中世紀的拜占庭帝國也發動過搗毁聖像的運動。我們熟悉的聖誕老人，尼古拉主教，一度是阿姆斯特丹的守護聖人，新教徒興起之後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把阿城裏的所有尼古拉聖像一一拆卸銷毁。反過來看，雖然今天主流的伊斯蘭嚴禁先知肖像，但奧圖曼土耳其帝國也曾出現過大批描繪先知的圖畫。更有意思的是大家今天隨便一查，也會發現網上原來有這麼多的先知肖像。
為什麼那麼多的穆罕默德圖像不曾惹起全球伊斯蘭的憤怒，為什麼其他嘲諷伊斯蘭的笑話不會讓一個國家的領事館慘遭火焚，偏偏是《日耳蘭郵報》這一系列漫畫出了問題﹖齊杰克總結那些下流笑話盛行的年代，說那是前南斯拉夫聯邦還沒分裂的時候，大家交換這些挖苦對方的段子反而顯示出彼此的「兄弟情誼」，顯示出大家同是一面國旗下的成員。到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同樣的笑話已經不再流行了，因為過去無傷大雅的玩笑在族群矛盾惡化、宗教衝突加劇的歲月裏變成了可以招致殺身之禍的惡毒攻擊。同樣地，我們看丹麥漫畫事件也不能抽象地辯論「伊斯蘭能不能承受諷刺」，而要把它放在現實的背景裏分析。
英國《衛報》近日的系列分析就指出了《日耳蘭郵報》本來就有右翼的傾向，常常作出反移民和反伊斯蘭的言論。在《衛報》2月6日的報道中，更爆出了《日耳蘭郵報》3年前因為不願冒犯基督徒，而拒絕刊登一位漫畫家諷刺耶穌的作品，充分顯示出這份丹麥報章的雙重標準和既定立場。這個情况好比一個日本學者出版論著，指出南京大屠殺的死者數字不像中國人所說的那麼多，未必就會讓中國人立刻發毛火大﹔但要是一份本來就很右傾且常常攻擊中國的刊物發表了同樣言論，效果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而且我們知道《日耳蘭郵報》決定要找漫畫家來畫這一批漫畫的理由是要測試伊斯蘭的底線，本來就是非常挑釁的行動，還要發生在這最壞的時機。
這是個什麼時機﹖這是歐洲反移民主張日漸高漲的時候，是現代伊斯蘭主義(即俗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正盛的時候，是「文明衝突論」使得西方右翼與伊斯蘭世界雙方的神經繃得最緊的時候。在這種時刻，任何一點火苗都足以燃起巨大的爆炸，《日耳蘭郵報》這一系列漫畫就是這點不幸的命運星火。在這最危險的時刻，大家應該努力降溫，促進和解。西方國家的主流社會要做的不是去幫現代伊斯蘭主義一把，讓它有更壯大的理由﹔而是想辦法從根調和這種糅和着複雜仇恨情緒的極端身分政治。
美國哲學家韋斯(Cornell West)在其近著Democracy Matters裏十分精要地總結了現代伊斯蘭主義興起的特點﹕「就像美國有色人種的宗教信仰一樣，中東、非洲和亞洲被壓迫的百姓把宗教傳統當成自己的定位，用以懷疑現代西方，並且與之保持距離。在他們主要經驗裏面，西方總是那個把一隻腳踩在自己脖子上的帝國。雖然他們欣賞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技術，但是他們對西式資本主義的壓迫性措辭和實踐深懷疑懼，更討厭其中包含的那種非常物質的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這等態度不是對現代的幼稚拒絕，而是一種試圖以自己的方式進入現代世界的嘗試。」
丹麥漫畫事件可怕的地方是它十分複雜，卻又因此很容易變得簡化。複雜的是它涉及到一連串重大的學術問題，例如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宗教寬容有沒有上限﹖俗世社會和宗教價值是否必然矛盾﹖價值多元的和平社會又是否只是個不可能的幻想﹖伊斯蘭是不是一定不能與俗世的西方現代社會和平共存﹖簡化就是把整個事件抽離具體的社會政治脈絡，立刻上升到這種抽象層次的哲理討論。我不是反對這類討論，相反地，這些議題十分有意義而且迫切。但要小心它們也會被吸納到意識形態的戰場裏面，成為雙方各自徵召的口號與武器，最後使得整個危機擴大成不可協調的徹底對立。
在一份聲援《日耳蘭郵報》的全球網上聯署聲明裏，就處處可見這種簡化的危機趨向。通篇盡是「我們西方民主社會」與「伊斯蘭」兩種名詞的對立，無處不強調民主社會是如何珍惜言論自由，伊斯蘭的死亡威脅又是多麼可怕。這種措辭手段不止把事件描述成西方和伊斯蘭的對立，使得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與一種宗教信仰顯得誓不兩立﹔更把發出死亡威脅的部分激進分子擴大成了整個伊斯蘭社群。這類思路與布殊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時的藉口何其相似﹖又和新納粹主義常用言論自由作為理由辯護他們公開展示法西斯旗幟的手法何其一致﹖「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政教分離」這些概念經過操弄成了分隔兩大陣營的旗幟，真正需要時間去沉澱去深思的議題反而被一一掩蓋。
讓我們想像，一個溫和的伊斯蘭改革派組織敢不敢在這種嚴峻的情况下叫大家冷靜，要伊斯蘭社會接受言論自由的價值﹖如《衛報》般中央傾左的西方媒體在拒絕刊登那些漫畫之後，又會不會被人譴責為「沒有勇氣的懦夫」呢(其實已經有這種評論了)﹖辯論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是一回事，化解緊張的仇恨與歧視是另一回事﹔前者當然重要，但在當前的國際局勢裏，後者更顯迫切。就算《日耳蘭郵報》毫無惡意，只是想透過漫畫刺激辯論，可是它明顯地選錯了時機，做了件愚不可及的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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